箭杆胡同20号是一座不大的院落ღ★，隐身在东华门大街北侧曲折幽静的胡同深处ღ★。100多年前ღ★，这里是陈独秀在北京的居所ღ★，也成为《新青年》编辑部ღ★。

　　陈独秀ღ★、李大钊ღ★、胡适ღ★、鲁迅ღ★、钱玄同……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通过《新青年》登上历史舞台ღ★，他们鼓吹新思想ღ★、新文化ღ★，启发新觉悟ღ★，唤醒了一代青年ღ★。而这些青年人也正像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所期望的那样——如初春ღ★，如朝日ღ★，如百卉之萌动ღ★，如利刃之新发于硎ღ★。毛泽东ღ★、周恩来ღ★、蔡和森……都被《新青年》所激荡ღ★。

　　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得以传播ღ★，像破晓时的曙光ღ★，指引着在黑暗中寻求光明ღ★、在苍茫中摸索前路的中国人ღ★，并在此后百年间ღ★，彻底照亮了中国ღ★。

　　1917年1月4日ღ★，景山东街马神庙ღ★，北京大学校门口ღ★，一行师生列队欢迎刚刚上任的新校长蔡元培ღ★，恭恭敬敬地向他敬礼ღ★。蔡元培见状ღ★，脱下自己的礼帽ღ★，郑重其事地向师生们回鞠一躬ღ★。

　　北大校长是由大总统直接任命的要员ღ★，进门时师生都需要行礼ღ★。北大学生顾颉刚见识过几任校长ღ★，都对这些行礼视而不见ღ★、不予理睬ღ★。蔡元培到校第一天ღ★，就打破了历任校长的“惯例”ღ★。

　　在顾颉刚印象中ღ★，那时的北京大学像个衙门ღ★，没有多少学术气氛ღ★。有的教师不学无术ღ★，一心只想做官ღ★；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ღ★，学问不大ღ★，架子却不小ღ★。

　　学生很多是官僚ღ★、大地主子弟ღ★，整日打麻将ღ★、吃花酒ღ★、提笼架鸟ღ★、逛八大胡同ღ★，对读书毫无兴趣ღ★，不过是混资格ღ★，以便将来进入政界ღ★。整个校园都弥漫着封建官僚习气ღ★。

　　3个多月前ღ★，蔡元培在法国巴黎ღ★，正在为留法勤工俭学会奔波ღ★，突然接到北洋政府教育部总长范源濂的电报ღ★，邀请他担任北大校长一职ღ★。身边老友纷纷劝他不要蹚这池浑水ღ★，“北大腐败极了ღ★，进去若不能整顿ღ★，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”ღ★。

　　蔡元培是前清翰林ღ★，同盟会元老ღ★，辛亥革命后ღ★，即被孙中山委任为首任教育总长ღ★。他推行教育改革ღ★，废除尊孔ღ★、祀孔ღ★，删经学ღ★。可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后ღ★，倒行逆施ღ★，大搞尊孔复古ღ★，气得蔡元培挂冠而去ღ★，赴欧洲游学ღ★、考察ღ★。

　　袁世凯倒台ღ★，让壮志未酬的蔡元培看到新的希望ღ★。他思虑再三ღ★，抱着“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”的决心ღ★，回国就职ღ★。

　　1917年1月9日ღ★，京城雪花飞舞ღ★。时年49岁的蔡元培在北大发表就职演说ღ★，向全校学生提出三项要求ღ★：抱定宗旨ღ★、砥砺德行ღ★、敬爱师友ღ★。

　　所谓“宗旨”ღ★，就是要将北大真正变成治学的场所ღ★。在蔡元培看来ღ★，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ღ★，不是升官发财的阶梯ღ★，需要培养学生研究学术的兴趣和独立求真的人格ღ★。而实现这一“宗旨”ღ★，当务之急是延揽人才ღ★。

　　蔡元培决定先从文科做起ღ★，聘请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文科学长ღ★。到职第一天ღ★，他就请两位浙江同乡——时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（今北京大学医学部）校长的汤尔和ღ★、北大文科教授沈尹默ღ★，举荐人才ღ★。两人都建议ღ★，北大文科学长可由陈独秀担任ღ★。

　　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时ღ★，曾与汤尔和同在成城学校陆军科学习军事ღ★。汤对陈独秀强剪清廷督学辫子一事ღ★，印象颇深ღ★。陈独秀留学回国后ღ★，曾与沈尹默一起在杭州陆军小学教过书ღ★。第一次见面时ღ★，陈独秀就评价沈尹默的书法太俗气ღ★。

　　汤ღ★、沈都对陈独秀的胆识和才智颇为赏识被C的走不了路ღ★，认为陈“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”ღ★。汤尔和还拿了十几本《新青年》给蔡元培看ღ★。

　　蔡元培对陈独秀并不陌生ღ★，“本有一种不忘的印象”新利体育·18ღ★。1904年ღ★，一批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ღ★，为推翻晚清政府ღ★，在上海成立暗杀团ღ★，谋刺晚清大臣与官吏ღ★。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是暗杀团成员ღ★，有过一面之缘ღ★。

　　说来很巧ღ★，当时陈独秀就在北京ღ★。他与安徽同乡ღ★、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为群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合并一事ღ★，来北京筹集资金ღ★，住在前门西河沿的中西旅馆ღ★。

　　蔡元培闻讯ღ★，冒着风雪到旅馆拜访ღ★。却不料ღ★，陈独秀称自己没有在大学教过书ღ★，又没有什么头衔ღ★，推辞了这番好意ღ★。他还对蔡元培说ღ★，《新青年》杂志刚刚起步ღ★，实在分身乏术ღ★。

　　之后几天ღ★，蔡元培每天上门来请ღ★。有时来得很早ღ★，陈独秀还没有起来ღ★。他招呼茶房ღ★，不要叫醒ღ★，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ღ★。汪孟邹感慨ღ★：蔡先生道貌温言ღ★，令人起敬ღ★。

　　蔡元培“三顾茅庐”ღ★，陈独秀勉强答应ღ★，约定先干3个月ღ★，不能胜任就走人ღ★。蔡元培大喜ღ★，立即致函教育部ღ★，随函附上陈独秀的简历ღ★。

　　在这份简历中ღ★，蔡元培不惜替陈独秀虚构了“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ღ★，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ღ★、安徽高等学校校长”的履历ღ★。蔡元培求贤若渴的精神ღ★，由此可见一斑ღ★。

　　除了陈独秀ღ★，蔡元培接下来又聘请了胡适ღ★、周作人ღ★、刘半农ღ★、鲁迅等为北大文科教授ღ★；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主任ღ★。这些新派学界领袖人物的亮相ღ★，让文学革命ღ★、思想自由的风气一度在北大流行ღ★。

　　蔡元培主张“思想自由ღ★，兼容并包”ღ★。留着大辫子ღ★、通晓九国语言的怪儒辜鸿铭ღ★；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ღ★、因“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”的经学家刘师培ღ★；“以骂人名海内”的音韵训诂学家黄侃等ღ★，也都是他延聘的学术大师ღ★。

　　其时ღ★，这份杂志已创办一年有余ღ★。1915年9月15日创刊时的名字叫《青年杂志》ღ★，陈独秀写下创刊词ღ★：“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ღ★，羞为浅化之民也ღ★，则急起直追ღ★，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ღ★。”科学与人权ღ★，就是陈独秀鼓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起源ღ★。除此之外ღ★，陈独秀在哲学ღ★、文学ღ★、教育ღ★、法律ღ★、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ღ★。

　　一开始ღ★，因为《青年杂志》没有名气ღ★，基本都是陈独秀一个人在写稿ღ★。后来因为杂志名字侵权ღ★，停刊一段时间ღ★，1916年9月才改名《新青年》ღ★。

　　为了打开销路ღ★，陈独秀请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帮忙四处求稿ღ★。汪孟邹想起在美国留学的小老乡胡适ღ★，此人学问不浅ღ★，不妨请他为杂志写稿ღ★。《新青年》出第一期ღ★，汪孟邹就赶紧给胡适寄了一本ღ★，并附上了陈独秀的约稿信ღ★。去信之后ღ★，石沉大海ღ★。

　　汪孟邹又求了几次ღ★，胡适才给陈独秀回信ღ★。胡适在信中说ღ★，改造新文学应该从输入西方名著入手ღ★，观摩学习后再自己创造新文学ღ★。他附上一篇俄国文学译作ღ★，这是胡适给《新青年》撰稿的开端ღ★。

　　在1916年10月出版的《新青年》上ღ★，陈独秀发表了胡适8月从美国写给他的信ღ★，在这封通信中ღ★，胡适初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项主张ღ★。陈独秀对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大为赞许ღ★，回信要求胡适做更进一步的阐述ღ★，这就是1917年1月发表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ღ★。

　　1910年ღ★，胡适考上庚款留学ღ★，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农学ღ★，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ღ★，师从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ღ★。1915年ღ★，美国东部中国留学生成立了一个“文学科学研究部”ღ★，胡适担任文学委员ღ★。在研究部的年会上ღ★，他写了篇《如何可使吾国语言易于教授》的文章ღ★，就指出文言文是一种“半死的语言”ღ★，而称白话文为活的语言ღ★。

　　胡适是社交达人ღ★。留美期间ღ★，他经常和一群思想活跃ღ★、有志于文学改革的中国留学生梅光迪ღ★、任鸿隽ღ★、杨杏佛等一起辩论文学ღ★，游山玩水ღ★。

　　1916年夏ღ★，在美国纽约中部的绮色佳ღ★，《留美学生季报》主笔任鸿隽与陈衡哲ღ★、梅光迪ღ★、杨杏佛等几个留美学生ღ★，在凯约嘉湖上划船ღ★。忽然ღ★，黑云翻滚ღ★，风暴骤至ღ★，他们急忙往岸边划去ღ★，一个个被突降的大雨淋得狼狈不堪ღ★，慌乱之中差点把船也弄翻了……

　　任鸿隽兴致颇浓ღ★，写了一首“泛湖即事”的四言古诗ღ★，寄给缺席的胡适ღ★。诗中有“言擢轻楫ღ★，以涤烦疴”ღ★，“猜谜赌胜ღ★，载笑载言”的句子ღ★。胡适看后回信说ღ★，这诗里一半是二十世纪的活文字ღ★，一半是三千年前的死文字ღ★，太违和了ღ★。

　　任鸿隽很不服气ღ★，给胡适回信辩解ღ★。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西洋文学的梅光迪也替好友打抱不平ღ★，写打油诗嘲讽胡适ღ★。围绕文言与白话ღ★，胡与任ღ★、梅打了好几回笔墨官司ღ★。

　　正好ღ★，陈独秀隔洋求稿ღ★，胡适就把“乱谈出来的”思考寄给陈独秀ღ★。“因为在美国受到了朋友们的反对ღ★，胆子变小了ღ★，态度变谦虚了ღ★，革命变为改良ღ★，文字题为‘刍议’”ღ★。

　　陈独秀捧读之下ღ★，对文中主张大为赞同ღ★，称《文学改良刍议》是“今日中国文界之雷声”ღ★。为了给未曾谋面的知音大张声势ღ★，陈独秀随后写了一篇《文学革命论》ღ★，在下一期的《新青年》上发表ღ★，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ღ★，“文学革命之气运ღ★，酝酿已非一日ღ★，其举义旗之急先锋则吾友胡适ღ★。”

　　胡适自己也没想到ღ★，陈独秀“以老革命党人的气势”ღ★，号召反对旧文学ღ★、旧道德ღ★、旧传统ღ★，把不温不火的“文学改良”变成风风火火的“文学革命”ღ★。

　　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教授的钱玄同读了胡适的文章ღ★，“极为佩服”ღ★。他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ღ★，盛赞胡适的文章“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”ღ★，并预言“选学妖孽ღ★，桐城谬种”们ღ★，一定会跳出来骂胡适ღ★。

　　“选学”是以《昭明文选》为宗的古文学派ღ★，“桐城”是清最负盛名的古文散文流派ღ★。鲁迅曾对此作出解释ღ★，“是指做‘载飞载鸣’的文章和抱着《文选》寻字汇的人们”ღ★。他说ღ★，钱玄同形容恰当ღ★，所以这句骂旧派文人的话流传久远被C的走不了路ღ★。

　　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高足ღ★。他曾狂热地践行复古ღ★，写小篆ღ★，行古礼被C的走不了路ღ★。民国初年ღ★，他在浙江教育司任职时ღ★，每天穿一身孔子时代的深衣ღ★，头戴玄冠上下班ღ★。袁世凯借助复古恢复帝制ღ★，让钱玄同彻底失望ღ★。他摇身一变ღ★，成了反古文的“黑旋风李逵”ღ★。

　　钱玄同的信ღ★，让陈独秀和胡适大喜过望ღ★。陈独秀亦赞钱玄同ღ★：“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ღ★，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ღ★，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ღ★。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ღ★。”

　　从此,钱玄同甘当《新青年》“摇旗呐喊的小卒”ღ★。他在上面发表了多篇文章ღ★，提倡新式标点符号ღ★、数字可改用阿拉伯数字ღ★、书写方式改为左行横移等主张ღ★。这些在当时看来“极其大胆”的建议ღ★，后来大多被采纳并应用至今ღ★。

　　在钱玄同眼里ღ★，老友周树人和周作人的思想是“国内数一数二的”ღ★。他们在日本东京留学时ღ★，曾同听章太炎讲古文ღ★，因为钱玄同听课太投入ღ★，总是不自觉地从后排往前移ღ★。周树人形容他“爬来爬去”ღ★，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爬翁”ღ★。

　　其时ღ★，周树人蛰居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ღ★。钱玄同上门拜访ღ★，他就是周树人在《呐喊〈自序〉》里所写的“一个老朋友金心异”ღ★。

　　周树人那时正在抄“没有什么用”ღ★、也“没有什么意思”的古碑ღ★，打发时光ღ★。钱玄同深知周树人的才华和抱负ღ★，建议他可以为《新青年》写一点文章ღ★。

　　但是一本杂志真能唤醒麻木的国民被C的走不了路ღ★、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吗？周树人对钱玄同说ღ★：“假如一间铁屋子ღ★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ღ★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ღ★，不久都要闷死了ღ★，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ღ★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ღ★。现在你大嚷起来ღ★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ღ★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ღ★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”钱玄同答道ღ★：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ღ★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ღ★。”

　　周树人被钱玄同说服了ღ★，后来他写道ღ★：“是的ღ★，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ღ★，然而说到希望ღ★，却是不能抹杀的ღ★，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ღ★，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ღ★，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ღ★，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ღ★。”

　　周作人从日本留学回国后ღ★，一直在绍兴教书ღ★。蔡元培为北大招兵买马时ღ★，周树人作为同乡ღ★、老下属ღ★，推荐弟弟周作人到北大任教ღ★。蔡元培欣然同意ღ★。1917年9月ღ★，“蓄浓髯ღ★，戴大绒帽ღ★，披马夫式大衣ღ★，俨然俄国英雄”的周作人ღ★，正式到北大讲授欧洲文学史ღ★。

　　到京后ღ★，周作人与周树人同住绍兴会馆ღ★。“怕狗”的钱玄同ღ★，仍在夜里不断造访ღ★，目的只为《新青年》索稿ღ★。后来ღ★，周作人把译稿《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说》交给了钱玄同ღ★，算作第一次投稿ღ★。

　　而周树人直到1918年5月ღ★，才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——《狂人日记》ღ★。这也是他第一次用“鲁迅”的笔名ღ★，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ღ★，在《新青年》上共发表50多篇作品ღ★。

　　周氏兄弟始终与陈独秀ღ★、胡适保持一定距离ღ★，只在文学改革的某些观念上彼此相互支持ღ★。用周作人后来的话说ღ★，这是“交浅”ღ★，而不妨“言深”ღ★。在《新青年》当时的朋友圈里ღ★，与周氏兄弟最投契的是刘半农ღ★。

　　刘半农是江阴才子ღ★，上海文坛有名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ღ★。1916年ღ★，一次偶然的机会ღ★，他在上海结识了陈独秀ღ★，两人一见如故ღ★。陈独秀向他约稿ღ★，刘半农自称急需“洗刷”脑筋中“旧文学的毒”ღ★，欣然应允ღ★。从这年10月起ღ★，刘半农便加入《新青年》阵营ღ★。

　　陈独秀到北大后ღ★，向蔡元培力荐刘半农ღ★。1917年夏ღ★，蔡元培破格聘用中学肄业的刘半农ღ★，邀请他担任北大预科国文教授ღ★。刘半农穿着鱼皮鞋ღ★，一步跨进了中国的最高学府ღ★。为了与鸳鸯蝴蝶派一刀两断被C的走不了路ღ★，他把带有脂粉味儿的“伴侬”改为“半农”ღ★。

　　1917年7月ღ★，胡适学成回国ღ★。陈独秀写信邀请他来北大ღ★，不惜把文科学长的位子让给他ღ★。蔡元培对胡适也颇为欣赏ღ★，认为他是“旧学邃密”而且“新知深沉”的一个人ღ★，聘请他到北大担任文科教授ღ★。

　　两个月后ღ★，胡适抵京ღ★，北大文科新添一员大将ღ★。蔡元培在六味斋设宴为他接风ღ★，可见他在蔡心中的地位ღ★。胡适第一个月工资是260元ღ★，仅一个月后就涨到了280元ღ★。他给母亲写信说ღ★：“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ღ★。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ღ★，不为不多矣ღ★。”

　　《新青年》“朋友圈”也不断扩大ღ★。这一年ღ★，为《新青年》写稿的ღ★，除了陈独秀在《甲寅》杂志当编辑时结交的文友——高一涵ღ★、吴虞ღ★、易白沙ღ★、李大钊等ღ★，还有北大的钱玄同ღ★、刘半农ღ★、陶孟和ღ★、蔡元培ღ★、胡适ღ★、周作人ღ★、沈尹默等ღ★。这支作者队伍ღ★，绝对算得上最强“文化天团”了ღ★。

　　《新青年》声名大振ღ★，“每期出版后ღ★，在北大即销售一空”ღ★。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ღ★，也就这样形成了ღ★。当时远在湖南长沙的毛泽东ღ★，也是《新青年》的忠实读者ღ★。十多年后ღ★，他在与斯诺的会谈中回忆说ღ★：“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ღ★，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ღ★。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ღ★。”

　　《新青年》的影响力不是一蹴而就的ღ★，甚至在1917年8月ღ★，负责发行的群益书社以印数太少被C的走不了路ღ★、销路不畅为由ღ★，一度停止出版《新青年》ღ★。陈独秀从中极力交涉ღ★。直到这年年底ღ★，群益书社才勉强答应续刊ღ★，但前提是杂志必须改革ღ★。

　　次年1月ღ★，《新青年》复刊ღ★，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ღ★，所有稿件都由编辑同人撰译ღ★，不另购稿ღ★。每出一期ღ★，就开一次编辑会ღ★，商量下一期选题ღ★。

　　周氏兄弟声称是“敲边鼓”ღ★，不参加编辑会议ღ★，“只是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ღ★，才会被邀列席罢了”ღ★。沈尹默也说自己“仅负名义而已”ღ★，因为眼睛有病ღ★，且自忖非所长ღ★，轮到他当编辑时ღ★，请钱玄同和刘半农两人帮忙代编ღ★。

　　刘半农对《新青年》销路不畅很上心ღ★。他给钱玄同写信说被C的走不了路ღ★，“文学改良的话ღ★，我们已经锣鼓喧天的闹了一闹ღ★，若从此阴干ღ★，恐怕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板斧……”他提议ღ★，上演一场新旧文化“双簧戏”ღ★，炒作一番ღ★。

　　于是ღ★，在《新青年》四卷三号上ღ★，钱玄同化名“王敬轩”ღ★，用文言文写了一封读者来信ღ★，列数胡适ღ★、陈独秀等人的种种罪状ღ★。紧随其后ღ★，刘半农以记者身份ღ★，用白话文撰写《复王敬轩书》ღ★，用一万多字批驳“王敬轩”观点ღ★，满满的火药味儿ღ★。

　　“王敬轩”暗指桐城派古文家林纾ღ★。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人ღ★，能诗ღ★，能文ღ★，能画ღ★，因受桐城派大师吴汝纶赏识ღ★，曾任京师大学堂教师ღ★。林纾不懂一句外文ღ★，却在懂外文朋友的协助下ღ★，用桐城古文翻译了一百多部西洋小说ღ★，成为煊赫一时的“译界大王”ღ★。

　　刘半农却嘲讽林纾翻译的外国著作ღ★，择稿不精ღ★、谬误太多ღ★、“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”ღ★。他认为ღ★，林纾翻译的著作只能是“闲书”ღ★，没有多少文学价值ღ★。

　　钱玄同和刘半农自导自演的这场新旧文化“双簧戏”ღ★，并没有马上得到林纾的回应ღ★，倒真是让《新青年》受到了异常的关注ღ★。

　　曾在林纾门下求学ღ★、当时的北大法科政治系学生张厚载ღ★，给《新青年》投了一篇《新文学及中国旧戏》ღ★，批判钱玄同等人对中国旧戏的言论ღ★。结果是自己立了个靶子ღ★，被陈独秀ღ★、胡适ღ★、钱玄同ღ★、刘半农等轮番轰炸ღ★。

　　按常理ღ★，这几位文化大家和张厚载论战ღ★，就是毫不费力的降维打击ღ★，但是在几个人的文章中被C的走不了路ღ★，只有胡适是在平心静气ღ★、条分缕析地在辩论ღ★，其他人的言辞之激烈ღ★、刻薄ღ★，已经有失文学论争之态ღ★。

　　特别是钱玄同ღ★，一向语不惊人死不休ღ★。他有一句很极端的名言ღ★：“人到40就该去死ღ★，不死也该绑到天桥去枪毙ღ★。”他的文学革命主张更是激进ღ★，大喊ღ★：“打倒古文ღ★！打倒汉字ღ★！打倒国粹ღ★！”

　　林纾一开始任其“自鸣自已”ღ★，一年后才用力反击ღ★。上海《新申报》连载了他的文言政治小说《荆生》和《妖梦》ღ★，影射蔡元培ღ★、陈独秀ღ★、胡适和钱玄同ღ★，攻击新文化运动ღ★。他还在小说中暗示北洋军阀ღ★，用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ღ★。

　　张厚载借机在小报上造谣ღ★，说陈独秀ღ★、胡适ღ★、陶孟和等思想激烈ღ★，受政府干涉ღ★，已经被迫辞职ღ★。他还造谣说ღ★，陈独秀到八大胡同狎妓ღ★，与学生争风吃醋ღ★，挖伤某妓下体泄愤……

　　林纾没有就此收手ღ★。他继续在北京《公言报》——皖系军阀官僚政客集团安福系机关报——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《致蔡元培书》ღ★，指责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是“覆孔孟ღ★，铲伦常”ღ★。

　　蔡元培当即写了一封长信还击新利体育·18ღ★。林纾和蔡元培的论辩迅速引发舆论关注ღ★。京沪各大报刊竞相发表评论ღ★，“林蔡之争”被冠以“新旧思潮之冲突”“新旧思潮之决斗”之类充满火药味的标题ღ★，成为公共事件ღ★。

　　1919年3月26日晚ღ★，蔡元培ღ★、汤尔和ღ★、马叙伦ღ★、沈尹默等人ღ★，在汤尔和家里开会ღ★，商讨怎样应付社会上对陈独秀的谣言攻击ღ★。

　　会上讨论了什么？没有人留下太多文字ღ★。汤尔和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只有短短一句话ღ★：“昨以大学事ღ★，蔡鹤公（蔡元培）及关系诸君来会商ღ★，十二时客始散ღ★，今日甚倦ღ★。”

　　几天后ღ★，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ღ★，决定提前实行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ღ★。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ღ★，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ღ★。陈独秀由此失去了文科学长一职ღ★，虽然仍为北大教授ღ★，但学校给他放了一年长假ღ★。

　　对于这件事情ღ★，胡适一直愤愤不平ღ★。十几年后ღ★，他和汤尔和重提此事ღ★，认为汤尔和等没有将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ღ★，“是堕入奸人术中了”ღ★。胡适怀疑ღ★，是沈尹默等“反复小人”造成攻击陈独秀的局面ღ★。

　　在胡适看来ღ★，那天晚上的会议ღ★，“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ღ★，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ღ★。”中国共产党的创立ღ★、《新青年》的分化ღ★、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ღ★，“皆起于此夜之会”ღ★。

　　1918年11月11日夜ღ★，一战停战的电报传到北京ღ★，全城沸腾ღ★。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屈辱ღ★，中国终于站在战胜国的队伍里ღ★，北京市民和知识阶层欢欣鼓舞ღ★。北京教育界决定ღ★，11月14日至16日学校放假三天ღ★，以示庆祝ღ★。

　　那时的北京ღ★，正被初冬的寒意包裹着ღ★，但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里ღ★，每个人的心中都被李大钊的演说点燃起一团火ღ★。29岁的李大钊以敏锐的眼光ღ★，认识到一年前发生在涅瓦河畔的俄国革命所具有的划时代影响ღ★。

　　在《新青年》同人中ღ★，李大钊并不太引人注目ღ★。鲁迅回忆ღ★，初次见面李大钊给他的印象很好ღ★，“诚实ღ★，谦和ღ★，不多说话ღ★。《新青年》的同人中ღ★，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ღ★，扶植自己势力的人ღ★，但他一直到后来ღ★，绝对的不是ღ★。”

　　就是这样一位“有些儒雅ღ★，有些朴质ღ★，也有些凡俗”的李大钊新利体育·18ღ★，在来今雨轩的讲演会上ღ★，发出了远高于同侪的独到见解ღ★：

　　“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ღ★，实在是热闹得很ღ★。可是战胜的ღ★，究竟是哪一个？我们庆祝ღ★，究竟是为哪个庆祝？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ღ★，这回战胜的ღ★，不是联合国的武力ღ★，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ღ★。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ღ★，是全世界的庶民ღ★。我们庆祝ღ★，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ღ★，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ღ★。”

　　演讲结束后ღ★，李大钊又写下《Bolshevism（布尔什维克）的胜利》一文新利体育·18ღ★。文中ღ★，他不仅把社会主义新利体育·18ღ★、布尔什维主义ღ★、民主主义等列为真正的胜利者ღ★，还指出俄国革命者是“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士（马克思）为宗主的”ღ★，他们要联合世界的无产者ღ★，创造一自由乡土ღ★。文末ღ★，他激昂地宣称ღ★：“试看将来的环球ღ★，必是赤旗的世界ღ★！”

　　《庶民的胜利》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》均刊登于《新青年》五卷五号（1918年11月15日出版）ღ★，这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文献ღ★。

　　《新青年》六卷五号ღ★，李大钊是当期编辑ღ★，这期《新青年》刊发了数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ღ★，集中ღ★、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ღ★，被学界称为“马克思主义专号”ღ★。

　　按照正常的出版时间ღ★，这期杂志本该在1919年5月面世ღ★，却迁延到了当年9月才刊出ღ★。这期间ღ★，接连发生了太多意外和波折ღ★：5月4日ღ★，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ღ★；6月11日ღ★，陈独秀被捕ღ★，陈独秀住宅（《新青年》编辑部）被搜查ღ★；7月底ღ★，李大钊妻子分娩在即ღ★，他不得不把妻儿带回老家乐亭安顿……

　　两人你来我往的争论文章ღ★，多数发表于《每周评论》ღ★。这是一份《新青年》编辑同人创办的“专谈政治”的小报ღ★，以区分高举新文化大旗的《新青年》ღ★。因为《新青年》的“急先锋”胡适有言在先ღ★：“二十年不谈政治”ღ★。

　　其实ღ★，陈独秀在创办《新青年》初期ღ★，也有这样的共识ღ★。他认为ღ★，伦理的觉悟比政治觉悟更深刻ღ★。但他的思想逐渐发生转变ღ★，“在现实社会中ღ★，谈政治也罢ღ★，不谈也罢ღ★，谁都逃离不了政治ღ★，除非躲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ღ★，政治总会寻着你的ღ★。”

　　1919年ღ★，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ღ★。为唤起更多民众的爱国良知ღ★，陈独秀和李大钊共同起草了一份《北京市民宣言》ღ★，由胡适翻译成英文ღ★，印刷成中英文传单ღ★。6月11日ღ★，陈独秀在香厂新世界散发传单时被捕ღ★。

　　陈独秀入狱ღ★，《每周评论》暂时没受影响ღ★。于是ღ★，“不谈政治”的胡适ღ★，成了“转谈政治”的小报的主要编辑ღ★。

　　胡适开始谈政治ღ★，矛头却先向内ღ★。他在《每周评论》上发表《多研究些问题ღ★，少谈些“主义”》ღ★，引发了“问题与主义”之争ღ★。即便不指名道姓ღ★，也看得出来他批判的对象ღ★，是在《新青年》上大谈“布尔什维主义”的李大钊ღ★。

　　李大钊随即发表了《再论问题与主义》ღ★，驳斥胡适的言论ღ★。他旗帜鲜明地宣称ღ★：“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ღ★。”

　　“问题与主义”之争ღ★，其实质就是中国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ღ★、需不需要革命的争论ღ★。正是在这场争论中ღ★，李大钊完成了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ღ★。

　　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分两期发表在《新青年》上ღ★，“马克思主义专号”刊发了上半部分ღ★，下半部分则在《新青年》六卷六号上发表ღ★。

　　这篇文章共26000字ღ★，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ღ★：唯物史观ღ★、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ღ★，“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ღ★，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”ღ★。

　　可以说ღ★，在“问题与主义”之争中ღ★，“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”的李大钊ღ★，系统ღ★、完整地梳理ღ★、阐述了他选择的主义ღ★。

　　胡适和李大钊辩论时ღ★，陈独秀仍在狱中ღ★。1919年9月ღ★，被关押了三个多月的陈独秀出狱了ღ★。他写了一篇题为《主义与努力》的短文ღ★，表明立场ღ★，一方面肯定了胡适的“一点一滴改造”ღ★，另一方面把主义比作行船的方向ღ★，“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ღ★，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ღ★。”

　　1919年末ღ★，章士钊ღ★、汪精卫邀请陈独秀与蔡元培ღ★、吴稚晖南下ღ★，一起筹办西南大学ღ★。可是陈独秀虽然已经出狱ღ★，人却还在警察的监管之下ღ★，不允许他随便出京走动ღ★。

　　陈独秀是如何安全离京的ღ★，《新青年》同人胡适和高一涵都有生动记述ღ★，两人不约而同地提到ღ★，李大钊雇佣了一辆骡车ღ★，化装成生意人ღ★，把陈独秀护送到天津ღ★。陈独秀上船前往上海ღ★。

　　而高一涵在1927年所做《李守常（李大钊）同志事略》中ღ★，还提到一个细节ღ★，说陈ღ★、李二人“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”ღ★。这就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骡车之中“南陈北李ღ★，相约建党”的最早出处ღ★。

　　不过ღ★，“南陈北李ღ★，相约建党”是不是在骡车之中？高一涵的说法真实性存疑ღ★。据考证ღ★，他在1919年年底去了日本访学ღ★，1920年6月才回国ღ★。也就是说ღ★，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时ღ★，高一涵并不在国内ღ★，也就不可能见证“南陈北李ღ★，相约建党”ღ★。而且ღ★，高一涵和陈独秀ღ★、李大钊都是《新青年》和新文化运动主力ღ★，但他后来一直都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ღ★。即便真有骡车之中“南陈北李ღ★，相约建党”之事ღ★，李大钊也不会说给高一涵ღ★。

　　“南陈北李ღ★，相约建党”这一佳话确是史实ღ★，只不过他们相约时ღ★，已经是1920年9月的事了ღ★。而且ღ★，从陈独秀的信件和发表的文章看ღ★，他最终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ღ★，应该是在1920年四五月间ღ★。

　　1920年4月26日ღ★，陈独秀在上海致信李大钊ღ★、胡适等人ღ★，商量《新青年》是否继续出版ღ★。如果继续出ღ★，编辑是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ღ★，还是在京一人担任ღ★，抑或者是由他在沪担任？

　　实际上ღ★，《新青年》的编辑事务也随陈独秀迁移到上海ღ★，编辑部设在陈独秀的住处——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ღ★。

　　当时ღ★，陈独秀在上海一边忙着筹备共产党组织ღ★，一边负责《新青年》稿件的撰写ღ★、征集和编辑ღ★，诸事缠身ღ★，十分焦虑ღ★。负责发行的群益书社又因为杂志定价ღ★，跟他“一天之内起了两次冲突”ღ★。

　　汪孟邹作为双方的牵线人ღ★，两边跑ღ★、两头劝新利体育·18ღ★，结果谁也不听ღ★。他后来向侄儿汪原放诉苦ღ★，“仲甫（陈独秀）的脾气真大ღ★，一句不对ღ★，他竟大拍桌子ღ★，把我骂了一顿ღ★。”

　　双方争执不下ღ★，陈独秀一气之下ღ★，收回《新青年》杂志自办发行ღ★，成立了“新青年社”ღ★。群益书社一纸诉讼ღ★，把陈独秀告上法庭ღ★，双方闹得很不愉快ღ★。

　　恰在此时ღ★，共产国际远东局派代表维经斯基到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后ღ★，经李大钊介绍ღ★，维经斯基南下到上海与陈独秀诸人会面ღ★。维经斯基愿意为《新青年》提供资助ღ★，这对处在困境中的陈独秀来说ღ★，无疑是雪中送炭ღ★。

　　1920年9月ღ★，停刊4个月的《新青年》复刊ღ★。这一期封面正中ღ★，绘制了一个地球ღ★，从东西两半球上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ღ★，紧紧相握ღ★。沈雁冰（茅盾）曾解释ღ★，这一设计“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紧紧团结ღ★，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”ღ★。

　　这一期出刊时ღ★，陈独秀已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负责人ღ★。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ღ★、陈望道新利体育·18ღ★、沈雁冰等也先后加入编辑部ღ★，成为编撰骨干ღ★。也是从这一期开始ღ★，《新青年》成为中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ღ★，它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《共产党》月刊互相配合ღ★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理论上正式的准备ღ★。

　　1920年12月12日ღ★，广东省省长陈炯明拟废教育厅ღ★，设大学委员ღ★，主办全省教育ღ★，邀请陈独秀来粤主持ღ★。赴粤前ღ★，陈独秀致信胡适ღ★、高一涵ღ★：“《新青年》色彩过于鲜明ღ★，弟近亦不以为然ღ★，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ღ★，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ღ★，但如此办法ღ★，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ღ★。”

　　陈独秀有意将《新青年》内容变化原因归为“北京来稿减少”ღ★，号召北京的编辑同人“多做文章”ღ★。而北京的胡适显然并不赞同《新青年》越来越鲜明的政治色彩ღ★。他复信陈独秀:“《新青年》‘色彩过于鲜明’ღ★，兄言‘近亦不以为然’ღ★，但此是已成之事实ღ★，今虽有意抹淡ღ★，似亦非易事ღ★。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ღ★。”

　　1920年6月ღ★，毛泽东从北京返回长沙ღ★，途中特意去上海拜访了陈独秀ღ★。当时ღ★，毛泽东正处于一生中最关键的时期ღ★。他曾给好友写信说ღ★，那时“好多人讲改造ღ★，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ღ★。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？用什么方法达到ღ★，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？这些问题ღ★，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ღ★。”自己像“睡在鼓里”一样ღ★。

　　与陈独秀的会面ღ★，令“睡在鼓里”的毛泽东茅塞顿开ღ★。1937年ღ★，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这段往事时说ღ★，陈独秀谈自己信仰的那些话ღ★，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ღ★。到了1920年夏天ღ★，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ღ★。

　　也是在和斯诺的谈话中ღ★，毛泽东怀着深厚的感情说ღ★：“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ღ★，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ღ★。”

　　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期间ღ★，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ღ★、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传播的重要时期ღ★。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ღ★、大力宣传和不懈实践ღ★，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ღ★，而毛泽东蓬勃的革命思想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ღ★，也深得李大钊的赞赏ღ★。和青年毛泽东一起工作ღ★，李大钊更为深刻地看到“新青年的创造能力”ღ★，展望着二十世纪人类“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”ღ★。

　　1918年ღ★，还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看到了国内寄来的《新青年》ღ★，顿觉豁然开朗ღ★，在1918年2月所记的《旅日日记》中写下读后感ღ★：“我这时候的喜欢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ღ★。宗教家常说人要信宗教就是‘更生’‘重生’ღ★。我觉得这回大领悟ღ★，将从前的全弃去了ღ★，另辟‘新思想’ღ★，求‘新学问’ღ★，做‘新事情’ღ★，实在是同‘重生’‘更生’一样子了ღ★。”

　　周恩来的日记是从1918年1月开始记录的ღ★，采用的是白话文新利体育·18ღ★。而《新青年》从第四卷第一号（1918年1月出版）起实行改版ღ★，杂志文章全部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进行创编ღ★，白话文运动刚刚兴起ღ★。

　　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的转折点ღ★，广大青年受到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ღ★，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就此打开ღ★，由此激荡起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ღ★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拉开了大幕ღ★。

　　“主义譬如一面旗子ღ★，旗子立起来ღ★，大家才有所指望ღ★，才知所趋赴ღ★。”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ღ★，马克思主义如破晓时绽露东方的一轮红日ღ★，唤醒了正在寻求救国出路的先进知识分子ღ★。他们不仅看清了历史发展的潮流ღ★，而且找到了认识世界ღ★、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ღ★。

　　1920年8月ღ★，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《新青年》编辑部正式成立ღ★，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ღ★，陈独秀为书记ღ★。

　　1920年10月ღ★，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ღ★，李大钊ღ★、张申府ღ★、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ღ★。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ღ★。11月ღ★，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ღ★，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ღ★，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ღ★。

　　据统计ღ★，在党的一大召开时ღ★，全国58名党员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ღ★、或在北大学习工作过ღ★，全国8个地方建立的早期党组织中有7个地方负责人与北大有关ღ★。

　　北大ღ★，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ღ★。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ღ★，投身其中的先驱者们振臂高呼ღ★：提倡科学ღ★，反对迷信ღ★，提倡民主ღ★，反对独裁ღ★，提倡新道德ღ★，反对旧道德ღ★，提倡白话文ღ★，反对文言文……渴盼着从方方面面改变中国ღ★。

　　马克思主义的火种ღ★，在新文化运动中播种ღ★、孕育ღ★，进而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ღ★，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ღ★，彻底改变了中国ღ★。18新利官网ღ★，新利体育官网ღ★。新利娱乐ღ★，新利娱乐在线ღ★，体坛最新消息ღ★，矿产行业ღ★，